高曉松的復出引得眾人矚目，因為在事發后認錯態度較好，贏得了很多網友的支持。就搜狐娛樂所見，幾乎所有媒體都在爭相約他的采訪。一時間，他成了人人爭相哄搶的香餑餑。有傳言稱他出獄后身價不降反升，成為很多節目爭相邀請的對象。在內地樂壇，似乎沒有哪個幕后音樂人能像高曉松這樣引起持久的關注。高曉松是個榜樣，他告訴那些藝人們的經紀團隊，其實再負面的新聞都不可怕，只要處理得當都可以化危機公關為危機營銷，而危機背后本身就是巨大的機會。

 出車禍固然讓人同情，但大多數車禍，確實咎由自取。因為在路上的不小心，讓自己在事業上遭遇低谷的明星大有人在，他們往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重新修補自己的形象，從歌手林曉培醉酒駕車撞死人，到洛桑、牛振華酒后駕車導致車毀人亡，再到孔令輝酒后出車禍被扣了駕照，梁家輝酒后駕駛遭控告，吳宗憲酒后駕車事件轟動全臺灣，相聲演員劉偉醉駕導致追尾……而就是這段“關健”時刻，可能錯過很多東西，甚至讓自己事業最黃金的時間白白浪費。而盤點近些年娛樂圈的諸多“門”，高曉松的“醉駕門”是最為特別的一個。

 第一、選擇第一時間回應輿論，能爭取有利時機

 回首章子怡的“潑墨門”、“詐捐門”、“分手門”等一系列個人危機無疑是最失敗的道歉案例。在“詐捐門”說法剛剛興起時，章子怡第一反應是裝聾作啞，妄圖通過“拖字訣”來息事寧人。然而事件很快發展到難以收場的局面，此時章子怡仍然不肯公開露面，只有經紀人紀靈靈一人在媒體前說幾句蒼白的說辭。一直拖到“分手門”出來，不堪忍受重壓的章子怡才不得已接受《中國日報》的專訪做出回應，但當時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盡管此時章子怡算淚流滿面地講述，也難以挽回各種損失。將輿論第一時間引導至自己有利的位置，是危機公關的重要步驟。顯然，高曉松比章子怡更深諳此道。

 高曉松醉駕被捕、判刑，從一開始就是“現場直播”，圍觀人很多。換成另外一個稍有身份地位的人遇到此事，或許不是狂打電話，找關系擺平，便是選擇辱罵，甚至揮拳相向。也許高曉松也認識一些人，即便不能第一時間脫身，也總能夠像其它明星一樣通過打通各方關系，為自己爭取輕判甚至不判，但高曉松沒有。

 我們見過太多像“我爸是李剛”、“藥家鑫激情殺人”、“父子聯手打死交警”等這樣的事件。而面對蜂擁而來的記者，高曉松沒有蒙面，更沒有三緘其口，而是連說“對不起”，并且一口氣連說了12個。面對交警詢問時，他坦然地說道：“我是違法行為，我愿意承擔全部責任。”在態度上，高曉松表現得絕對誠懇。除此之外，速度上也要及時，一旦錯過了最佳處理時機，輿論壓力隨之而至，就會導致事件不斷擴大與蔓延。

第二、真誠面對媒體和公眾，態度勝于一切

很多明星在遇到負面新聞時，有不少的反應都是逃避或干脆置之不理。2002年3月，謝霆鋒因酒后駕駛造成撞車事故，但當即逃離現場，并找來一名英皇司機頂罪，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風波。“頂包案”讓當紅小生謝霆鋒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當年多個獎項和影視劇拍攝都取消了他的名額或和其解約，此事讓其所屬公司英皇的危機處理能力遭到詬病，也讓謝霆鋒緩了很久才從負面形象中走出來。而他的妻子張柏芝，在生完第二個孩子復出后不久，在香港將一名老伯撞傷，此事的處理完全吸取了老公的經驗，認真檢討、真誠道歉、積極配合，總算沒有在事業第二春剛剛開始時進入寒冬。

高曉松的態度就是一個比較好的范例，在負面新聞出來后，對待各方都能夠表現出“誠意”，在面對媒體時，也非常謙遜。首先，在醉駕撞車發生時，高曉松沒有逃避、裝蒜，而是立馬下車查看、賠禮道歉、在詢問室親筆寫下“對不起，永不酒駕”的懺悔，處理問題之冷靜，態度之端正，實屬罕見。他在事件的開端，就占據了輿論的“有利地形”，成功沖淡了人們對“酒駕”本身惡劣性的關注，轉移了人們對于事故本身的關注，使他從一個“十惡不赦的酒駕者”搖身一變成為“態度勝于一切的初犯”。

當年，莫少聰“吸毒”事件獲釋后見記者，狀作輕松，結果被批沒誠意。有人莫少聰用這種身體語言的原因，就是想告訴大家：他吸毒，是為了應酬朋友，警方似乎也認同了，所以根本就是小事一樁，那也就不必要太沉重。然而，莫少聰卻錯誤判斷，吸毒這回事，沒有嚴重和輕微之分，錯了就是錯了。是不是應酬，公眾根本就不關心。因為如果錯了，就必須真誠道歉，故作輕松，又怎能取信于群眾？

第三、勇于責任承擔

明星在遇到負面新聞時，有不少的反應都是逃避或干脆置之不理，比如去年周杰撞人后逃逸，對于受害者及各方都極力推諉，導致他被廣泛詬病。高曉松那句如今被奉為微博名言的“酒令智昏，以我為戒”。以前也許很多人不知道高曉松這么有才，因為他在庭審現場的“自白”宛如電影；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高曉松這么“爺們兒”，錯了就認，認了就改，絲毫不避諱自己的錯誤；但這次，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才華和爺們兒，他成功從一個娛樂名人升級為大眾名人。

當所有關于高曉松的信息都趨于正面的時候，他拒絕自己的辯護律師分析上訴可行性，在庭審中，他堵住了辯護律師的嘴，發表了一番詩意盎然又爺們兒味兒十足的“自白”，表達了三層意思：1.我完全認罪；2.我相信法律公正；3.相信法律也會維護一個犯罪人的其他權利。

高曉松是聰明人，他明白即使上訴了，也未必免予處罰。既然大家都知道他醉駕的事情，所以他主動承認錯誤的效果要比欲蓋彌彰好得多。這種情況下，上訴的結果頂多就是減少拘役時間，還不如通過“堅決不上訴”作為代價，挽回一些公眾形象。要知道名人的形象收益遠遠高于普通人。只要他的形象還在，就不會失去市場。

第四、自我辯護不如讓別人替自己說話

去年，跟高曉松一樣同為“達人秀”評委的周立波，在微博上向網民挑釁，親民形象一夜之間化為灰燼。發生危機時，若自身沒問題，不少藝人通常都會急于跳出來反駁，與媒體、網友打口水仗，這樣的結果往往是即使弄清楚了事實的真相也失去了公眾對其的好感，容易使事件擴大化，導致有理的事反倒沒了理。如果自己確實有責任與過失，那就更不要自己出來說過多的話。高曉松在醉駕事件的處理上，除了一開始積極面對當事人、檢方，后期基本上沒有發聲。處于輿論漩渦時，讓別人為自己說話是上策。

借助他人之嘴，抒發自我之言，在處于輿論漩渦之時借助外力，借力打力。除了事件發生初期的“正面言語”，高曉松在事件尾聲基本沒有發聲，沒有發聲即意味著沒有爭論，沒有爭論即意味著不會因對抗而失勢。從被拘到庭審，高曉松始終沒有通過任何途徑接受采訪。從危機公關看，高曉松選擇短暫的沉默是正確的。這個時候出來說話，不合時宜。相反，高曉松的很多好友為他說話，甚至是受害人都向法庭求情輕判。而小柯、張亞東等一眾圈中好友則獻身力挺，他們作為意見領袖，言論被廣為轉載，再次烘托出高曉松本身的“高大全”，此招絕對是上上之策。　　

第五、讓媒體樹立自己積極正面的形像

說到底，藝人最怕的就是名譽掃地。或許人們還記得，當年以歌曲《煩》躥紅歌壇的臺灣歌手林曉培，2007年6月在臺北酒后駕車，撞死女鄰居，現場慘不忍睹。雖然酒醒過來后，林曉培情緒激動，紅腫著雙眼向死者家屬連聲說對不起，但仍舊無法挽回一條活生生的人命。最后林曉培賠償死者家屬200萬，被判緩刑兩年，自己也因情緒崩潰而事業中斷三年。即便是復出之后，林曉培不但負債累累，而且久久不能走出心理陰影，甚至在演唱時會做出瘋狂脫衣下跪的舉動。

高曉松作為公眾人物，其出道以來一直以健康、正面的形象示人。其以《同桌的你》或《戀戀風塵》塑造的音樂形象，與其社會形象高度合一，并在出任電視選秀節目的評委后，再度呈現出一個健康、正面和修養良好的公眾形象。從出事被捕到判決再到入獄，高曉松的言行滴水不漏，有認罪的誠心，有悔過的決心，不拼關系不拼爹，硬生生的把這半年的鐵窗淚唱成了”從頭再來“，不管是公關團隊還是他個人的表現都是這樣無可挑剔。

同時，高曉松在看守所內還做了不少事，不僅對《大武生》進行場外指導，為崔永元的紀錄片《我的抗戰2》制作主題歌。寫詩、研讀“百科全書”，還翻譯了馬爾克斯晚年小說《昔年種柳》的片段。服刑期間，高曉松享有和所有正常服刑犯人一樣看電視、親屬定期探視和用書信及磁卡電話聯絡親友的權利。除此之外，高曉松不時讓助手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相關消息，并在沒有琴、音響設備的情況下，創作了一首歌《如夢令》。好友老狼透露，高曉松在看守所里閱讀了《大英百科全書》。健康的生活也吸引了人們大部分的注意力。

最終：化危機為機會，出獄后身價不降反升

坊間更有傳高曉松出獄后身價暴漲。這點從他助理的微博辟謠就能看出來。早在今年10月份，助理就在發微博辟謠，“昨天一個叫益動中國的選秀活動在北京某酒店召開新聞發布會，聲稱高曉松將擔任他們的評委，從全國高校選拔公益明星組成組合，舉辦演唱會及拍電影等商業活動。我們鄭重聲明，該活動從未與我們聯系過！高老師目前還在服刑，懇請造謠炒作者尊重法律并自重！”這個妄想炒作的主辦方點子雖然有點荒唐，也能看出高曉松人氣之高。

從以《大武生》導演身份赴美國參加第二屆紐約中國電影節，再到以評委身份參加《中國達人秀》第三季節目錄制，出獄之后的高曉松似乎很忙。對于高曉松來說，此次出獄對他來說機會正好，可以重返達人秀評委席，可以再執導筒，可以繼續譯書，進可攻退可守。最大的好處是，即便是作為業余愛好，比如譯書都可以成為娛樂頭條，橫豎都是賺到了。高曉松說，感謝社會寬容，讓一個人犯了錯能平等回到社會再就業。相信高曉松接下來會做得更好，而不僅僅是給人危機公關做得好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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